上過央視載譽無數(shù)

　　拋家舍業(yè)家徒四壁

　　在山西左權，37歲的農民趙亞飛是個“另類”。

　　首先，他是個“名人”，這二十多年來，他四處奔走，自費為七八十位抗戰(zhàn)英烈尋親。他上過央視，登過報紙，載譽無數(shù)；但同時，趙亞飛拋家舍業(yè)，家徒四壁，至今未婚。

　　他自稱不看重各種榮譽稱號，但卻將獎杯和證書深藏于床頭柜中，生怕弄丟。

　　他獲得無數(shù)贊譽，但卻自卑到不敢想象哪個姑娘會和他這樣的人一起生活。

　　他慷慨大方，鄰居遭遇車禍，他毅然捐了1萬元積蓄，但平日里，他卻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。

　　現(xiàn)在，趙亞飛仍在忙碌，或是為烈士尋親，或是參加節(jié)目錄制。

　　對于二十多年的堅持，趙亞飛直言，“(山西左權)麻田曾是八路軍總部。日本人掃蕩時，有很多人陣亡。他們?yōu)閲柢|，但卻流落他鄉(xiāng)。如果你是英烈的親人，你不希望他能落葉歸根？”

　　但終究，在鄉(xiāng)親們眼中，趙亞飛仍是個另類的存在，是個無業(yè)游民。

　　對于以后，趙亞飛沒有太多期望，“37歲了，沒房子、沒車子，沒手藝，也沒工作。誰要我，誰跟我？”

　　近日，趙亞飛66歲的母親去世，他極度悲痛。二十多年來，他始終在為別人奔走，卻讓母親在潦倒中離世。“去世后，我才知道，她貼身的被子竟是撿的，是包工隊扔了五六年的網(wǎng)套。感覺對不起她，這是我這輩子最心痛的，想起來，就難以平靜、難以接受……”

　　是什么讓趙亞飛走上了這條矛盾而又艱難的“尋親”之路？紅星新聞記者趕赴山西，專訪趙亞飛。

　　今年5月5日，在母親過66歲生日時，趙亞飛在自己的博客上說，他給老人送了一份“厚禮”：候選中國好人、候選晉中青年榜樣……

　　7月2日凌晨，趙亞飛“再獲殊榮”，他給紅星新聞記者發(fā)來信息稱自己竟然上了“2017年6月中國好人榜”，而且排在“誠實守信”第一位。

　　其實，趙亞飛對各種名號還是挺在意，他認為這是應得的。

　　記者離開前，趙亞飛從床頭柜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尊剔透的玻璃獎杯。他有些謹慎，緊攥著，生怕獎杯從手中溜走，“領獎完，有個人的獎杯不小心被打碎了。”

　　雖然趙亞飛反復強調，他不在乎名，但他又看重這沉甸甸獎杯，“畢竟算是種認可。”

　　“墳旁立誓”

　　老屋擴建挖出烈士尸骨

　　他決心為“朱建民”尋親

　　趙亞飛已經(jīng)在家待了數(shù)日。自從母親走后，他便一蹶不振，只是偶爾去父親和哥哥操持的門診上走動走動。

　　6月30日早晨10點半，紅星新聞記者終于趕到上口村。幾十年前，這個村莊曾是中共北方局駐地，也曾被日軍踐踏。

　　趙亞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，抗戰(zhàn)烈士周極明(化名朱杰民，村民稱朱建民)影響了他整個童年。據(jù)史料記載，1942年2月21日，日軍掃蕩根據(jù)地，周極明為掩護群眾轉移，壯烈犧牲，頭顱被刺刀刺穿，異常慘烈。

　　趙亞飛回憶，小時候總聽村里的老人說起朱建民，這個名字伴隨了他整個童年，“感覺就是很好奇，朱建民到底是誰？”

　　1993年春天，趙家老屋擴建。結果，施工時挖出一具尸骨。

　　那天，趙亞飛回到家時，老屋外已圍滿了人，大家議論紛紛。村里老人稱，那就是朱建民。

　　“我被震蒙了。呀，真的有這個人。”

　　很快，趙亞飛的父親和四叔將遺骨掩埋在緊挨著老屋的山坡上。此時，趙亞飛只有13歲，但他更為好奇，“就想搞清楚他是誰，他為什么被埋在這個地方……”

　　1996年，中考敗北。起初，父親建議學醫(yī)，但他不從。之后，大約在1997年、1998年的時候，父母開始鬧離婚。趙亞飛開始叛逆，“不想回家。”

　　1998年秋天，眼看著父母又在吵鬧，趙亞飛爬上屋后的山坡，蹲在“朱建民”的墳旁。當時，一陣狂風襲來，落葉翻滾，這讓趙亞飛倍感蒼涼。他望著墳堆，內心感慨，“我有家難回，你有家回不去。真是同病相憐。”于是，趙亞飛立誓，要為“朱建民”找到親人。

　　朱建民是誰？

　　“他是掩護群眾被殺的英雄”

　　問村里老人，到網(wǎng)絡上尋親

　　之后，父母離婚。趙亞飛曾和叔叔們去學開車，和舅舅去學修摩托。但是，沒有堅持下去，“我不喜歡出門，不想去打工，是個很保守的人。”

　　“朱建民”是誰？趙亞飛一個個去問村里的老人。有人揣測，他掩護百姓，至少應該是個排長。但趙喜樓老人直言，村里人都是錯的，“朱建民”會拉二胡，會唱歌，是個音樂家。

　　當時，趙亞飛并沒當回事兒。只是以為在說笑。

　　2000年，村里剛有電腦，趙亞飛就在電腦上查，但沒有發(fā)現(xiàn)關于抗日烈士“朱建民”的任何信息。

　　趙亞飛開始思考，是不是名字錯了。

　　在縣城開吊車時，趙亞飛還去烈士陵園打聽過，但沒有聽到“朱建民”的消息。之后幾年，始終無果。

　　2009年春天。趙亞飛思忖，該做些切實的工作，問老人、做筆記，看看有沒有蛛絲馬跡。斷斷續(xù)續(xù)，趙亞飛記了很多內容，更多和“朱建民”一樣的烈士走進他的視野。

　　他再次懷疑，朱建民并非本名。親友建議，八路軍戰(zhàn)士是從南方過來的，很多后來去了北京。于是，趙亞飛就通過QQ添加北京60歲以上的人，又請人在各種QQ群、貼吧，發(fā)布尋親的消息。但是，沒有什么進展。

　　于是，他開始找專家咨詢，“這么多年，一直在努力。我不去找，再不會有人了，那他就會被人一直遺忘在那里。”

　　趙亞飛承認，“我那時確實有點打賭的感覺，就是不服氣，我立過誓。‘朱建民’是為了掩護群眾被殘殺的，他是英雄。他犧牲在這兒，我就應該找到他的親人。能走一步算一步。”

　　“你在胡鬧”

　　幾乎全職尋親不被人理解

　　向媒體求助找到烈士女兒

　　終于，在趙亞飛的求助下，山西省作家協(xié)會會員、晉中市作家協(xié)會副主席劉有根，在一本名為《洪飛文集》的史料中發(fā)現(xiàn)了重要線索：一位名叫“朱杰民”的八路軍指戰(zhàn)員確實犧牲在上口村，但不是朱建民。

　　《洪飛文集》里記載，朱杰民是四川省思居鄉(xiāng)人(現(xiàn)重慶合川市思居街道)。確實戰(zhàn)死上口村。

　　當時，趙亞飛以為就要大功告成，但卻不料屢屢碰壁——找文集作者，但已去世；找思居鄉(xiāng)民政部門，但無法確認其親人在哪……他開始瘋狂地打電話，幾個月，花掉5000元話費，但沒任何進展。

　　這時，有村民直言，“你是在胡鬧，哪怕找到，又有什么意義。又不是你親爹……”

　　但他仍堅持向《重慶商報》、重慶電視臺求助。2010年1月24日，在《重慶商報》刊發(fā)尋親報道第二天，終于有了準信兒：周極明，化名朱杰民，也就是村民口中的朱建民。周極明的女兒周傳慧確認了這則消息。

　　當晚，趙亞飛在收到短信時，“手都是抖的，這么多年，終于找到了。”

　　趙亞飛說，從2009年開始，他幾乎全職為烈士尋親，“都和周極明有關。得查資料，知道他們在哪兒戰(zhàn)死，然后再挖出來，再找他的親人，再確認。工作量很大。”

　　面對現(xiàn)實

　　真正成功尋親的只有2個

　　被家人抱怨 “不務正業(yè)”

　　1993年至今，趙亞飛曾為七八十位烈士尋親，“但真正成功的只有2個，一個是周極明，一個是嚴熹。沒有籍貫，沒有材料。很多時候，下了很大力氣，但做一半，做不下去了。一塊碑，十幾具尸體。怎么找？”

　　時光荏苒，趙亞飛如今已成了37歲的漢子。他不得不面對現(xiàn)實。在村民眼中，他是個“不務正業(yè)”的人，至今沒有工作，沒有娶妻生子。家人“有時支持，有時不支持”，貼錢多了，家人也會抱怨，“每天做個這，哪能行。不務正業(yè)啊。”

　　而趙亞飛自己，感覺已經(jīng)停不下來，烈士家屬、專家、媒體……紛紛找到他，“甚至有人說，我是烈士尋親第一人。”

　　兩方面原因讓他堅持做下去

　　趙亞飛感覺那些虛名沒有用處，也不是為了它們才堅持做下去。但是，他不得不繼續(xù)為烈士尋親。

　　一方面，趙亞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，“我沒有特殊的技術，沒有想從事的職業(yè)，平時沒什么開支，弄這個，壓力大，只是抽煙多。”另一方面，他認為，自己這么多年的努力，積累了材料，很珍貴，如果就這么丟了，太可惜。“當時，周極明能活，但他選擇了犧牲。他的頭被刺刀刺出幾個窟窿，死狀很慘。所以，我有責任幫他們找到親人。”

　　婚姻？“誰肯跟我？”

　　而對于婚姻，趙亞飛沒有太多設想。

　　“誰不想娶媳婦兒？”趙亞飛反問。“我已經(jīng)37歲的人了，沒房、沒車、沒工作，誰肯跟我？”

　　說到這里，一段逝去的感情浮現(xiàn)在趙亞飛眼前。那是2007年，趙亞飛還在苦尋周極明的家屬，在縣城打工時，認識了一名女生。相談甚歡，二人便談起戀愛。

　　“她是大學生。”趙亞飛回憶，2010年那個女孩大學畢業(yè)，“開始變得現(xiàn)實起來。那時，我上了電視，上了報紙，但她家人說，有啥用，有點錢，都去給烈士尋親了。她欣賞我，認為我有調查能力，但得有車有房。”趙亞飛感嘆，現(xiàn)實很殘酷。

　　“母親的被子都是多年前撿的”

　　對于離異的母親，趙亞飛感覺虧欠太多。今年2月10日，母親病倒。去北京醫(yī)治，卻被查出是淋巴瘤，在腦中樞且是晚期。趙亞飛極度痛苦，他想，母親身體健朗時，總說著，想去北京看看，但是卻突然病倒。

　　在北京住院期間，趙亞飛圓了母親多年的心愿。但因為沒錢醫(yī)治，趙亞飛將母親送回山西老家。5月10日，老人辭世。

　　趙亞飛告訴紅星新聞記者，最令他痛心的是，老母在走的時候，被子都是她多年前撿的，是礦井包工隊扔了的網(wǎng)套，她縫縫補補用了這么多年，“我每每想起，就痛不欲生。”